近日，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谢泓就中小企业出海相关话题接受了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的采访，报道如下：

  (本文刊登于《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2024年第5期；文章原标题为谢泓：中小企业“出海” 应建立企业经营国际化架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4年外贸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强调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互利共赢。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力军，中小微外贸企业是稳外贸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出海具备来自供应链、互联网、物联网等多个领域的优势，但仍面临着复杂国际背景下出海的挑战与困境。在当前形势下，我国中小企业出海需着重思考哪一些问题？为应对挑战、解决困境，应采取哪些措施？

  本刊就此采访了广东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谢泓。

  《企业改革与发展》：近年来，受产业升级和产能外溢的影响，企业出海逐渐由中国企业的一个“可选项”变成了“必答题”。在您看来，近年来中国中小企业出海大致分为哪几个阶段，其出海原因在何？

  第一阶段，避免贸易摩擦。从2018年开始，为了消化中美贸易摩擦的高关税，中国中小企业开始积极寻求出海，投资以越南、泰国、墨西哥为主。但是在综合多方面考量后，很多企业反映，即便投资国关税比中国低，出海投资相对而言并不合算。究其原因，一是越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中越海关出入境、公路车辆大量拥堵。二是越南土地价格近年来迅速飙升，泰国、越南的厂房租金相比来说较高，很多厂房租金达到每平方米50元以上，甚至高于珠三角的很多地方。三是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但工作效率较低，越南工人工资从此前珠三角工人工资的30%提升到了50%。四是当地供应链的完整性大多依靠中国，使得运输成本增加，加之，中国派出去的管理团队还应该要考虑工资及额外支出成本。

  第二阶段，西方供应链“大撤退”后的搬迁。2021年开始，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大企业陆续将供应链撤出中国，日本、韩国也陆续跟进。2023年4月，美国正式推出“友岸外包”的国际贸易概念，其理由是“面对同中国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出现的供应链瓶颈所凸显的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商的风险局势下，应在盟友之间打造供应链，并减少对中国等地理政治学对手的依赖”。在美国政府的指导下，美国的品牌商、渠道商也纷纷要求为其配套的中国供应链企业，必须将制造产业转移出中国，欧洲市场的企业也有类似要求。于是很多中小企业面临如果不搬迁出海，就没有订单的困境。

  第三阶段，寻找新市场。为解决科技战对中国企业安全的威胁，中国也在努力补齐短板，其中的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就是主力。经过几年来在国内市场的发展，很多专精特新企业均展现出其相对强大的竞争力，在国内市场逐渐立住脚跟。鉴于这些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质量和价格上都具备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它们也把目标锚定于国际市场。这些出海的企业发现，无论是非洲、中东，还是美国市场，其供应链效率均相比来说较低。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市场体系发达，但也相对垄断，一般的创新产品很难迅速到达市场，其所依赖的供应链，大多数较为陈旧且价格昂贵，这给中国创新产品的本土化供给，也带来了机会。

  第四阶段，国际化配置资源。一般而言，如果有订单，即便利润微薄，中小企业也不愿意贸然出海。但是当企业缺乏订单，国内市场又内卷严重之时，企业也就只能选择出海。在中东、东南亚，甚至美国市场中，很多产品都非常传统，且垄断现象严重。有企业坦言，美国工业的工艺相对落后，产品质量较低，其装修用到的材料市场，比中国落后20年。这让我国的中小企业发现了通过国际化配置资源推动自身逐步发展的机会。在印尼市场的调研中发现，三宝垄有一家从事电动摩托车生产的企业，四五年前以400万元投资起步，目前已经在当地销售电动摩托车超过6万台，收益颇丰。终于在印尼市场立足，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与销售经营渠道。2023年定居雅加达的万信达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日铃认为，印尼是人口大国，年轻人比例比较高，近年发展迅速，跟中国关系稳定，无论是转口贸易制造还是拓展本地市场，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据进一步观察发现，2023年新冠疫情结束后，很多中小企业展开了全新一轮的国际交流，开始拜访客户、参加展会，全方位思考企业国际化的发展方向。

  《企业改革与发展》：虽然中国品牌、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和竞争力逐步的提升，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请您谈谈中国中小企业出海所具备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谢泓：相对于东南亚，中国制造仍有着非常明显优势：一是整体供应链优势。广东佛山有一家从事汽车电子科技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其产品型号多达15000个品种，绝大部分深度依赖珠三角供应链。如果将其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预计三五年内成本会增加40%以上。二是中国的研发优势。总体上，东南亚的理工生占比相对中国较少，中国理工类毕业生每年有500万至600万人，比美国都高出十倍，且中国应用技术探讨研究世界第一。不仅东南亚制造离不开中国的技术创新，实际上，全世界的制造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需要中国的技术创新。三是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比如：就手机APP而言，中国本土市场分担了产品研制费用，且已有规模效应，到了其他几个国家，自然能形成降维打击。除此之外，东南亚很多年轻人搞装修，喜欢到淘宝去购买商品，淘宝商品加上运费都要比当地市场便宜很多。四是中国基础工业的优势。比如中国的钢铁、化工基础，是制造业的上游，在整个世界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不是东南亚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

  但是，相对于日本、韩国当年对中国、东南亚的产业转移，中国企业出海仍面临许多挑战。30年前，日本和韩国企业出海时，全球经济正处于较为稳定的增长期，而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则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地理政治学风险等。从出海效果来看，日本和韩国企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在全球市场上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地位，特别是在汽车、电子、消费品等领域。从市场准备与市场定位看，日本和韩国企业在出海时，对于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定位都非常精准。他们通常会依据自己的产品特性和竞争优势，选择最大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市场进入。例如：日本企业在电子科技类产品和汽车等领域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在这些领域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地区进行拓展。除此之外，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也是日本和韩国企业成功出海的重要的条件。他们注重研发投入，不断的提高产品的技术上的含金量和附加值，从而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他们注重通过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形象，提升花了钱的人企业的认知和信任度。在本地化战略方面，日本和韩国企业在出海时，很注重本地化战略的实施。他们进一步探索目标市场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法律和法规等因素，依据这一些因素调整产品策略、经营销售的策略和服务方式，以更好地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日本的中小企业出海，其实就是深度依托日本大企业，作为大企业供应链出去的。总体而言，在企业出海方面，日本和韩国有更好的系统性设计、国家政策支持与服务。比如：日本采取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把钱通过国债方式借给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又将钱以极低利率借给投资该国的日本企业，使出海的日本企业能够在海外以较低成本融到资金。同时，鼓励所在国家居民购买日本汽车，首期支付5%即可。而购买中国汽车则要首期支付20%以上才能按揭。

  中国中小企业出海还处于探索与寻找机会的阶段，对于国际化相对缺乏更为专业系统的认知。很多企业出海了，还是基于制造业思维、成本思维，而没有上升为品牌的国际化及战略思维，没有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如果中国企业出海，没找到可行的逻辑，就会变成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合力。

  《企业改革与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目前，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企业出海不仅是追求更大发展空间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布局的关键。在您看来，中国企业出海需要着重思考哪一些问题，您对助推中国企业出海有哪些建议？

  谢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虽然获得长足发展，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研发与技术、品牌与渠道价值链的高端部分并不完全由中国企业掌握。而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公司开始要思考，怎么才能够活下去，怎么才能够活得好。特别是出海的企业，应慢慢意识到国家市场的竞争，必须理解市场、理解客户，必须重新思考怎么样配置好国际资源，建立企业经营国际化架构，包括供应链、市场、渠道、人才与经营。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出海，除了自身努力，还需多方面加持。对此，产生了几点建议思考：

  其一，国家必须有总体的国际化战略，并系统支持企业出海行为。国家必须为出海企业背书，这与国家的外交政策紧密结合。2023年以来，我国很多中小企业愿意去印尼投资，主要是因为中国与印尼关系紧密，两个国家增强了互信，民间的互信就会增强。国家与民间的互信，就是彼此促进。有投资印尼的企业家，给印尼官员提出了国家振兴的建议：一是农业现代化，重视农村与农民；二是大力推进工业化；三是城镇化与城市化建设；四是大兴基础设施建设；五是密切与中国关系。

  其二，必须建立企业出海的国际化服务体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日本贸易振兴会”，在曾经与欧美各国发生经济磨擦时，该机构推动“促进进口”，再到“开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研究”，极力促进日本与海外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在56个国家设74个办事处。我国香港的贸易发展局也是非政府机构，主要是服务香港企业的国际化，在全球有46个商业中心，6个双边贸易协会，为会员海外拓展提供展览、情报、咨询服务，服务会员超过1万家。许多国家正是通过种种民间机构、慈善组织协助其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提供国际服务，设计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而我们的祖国在这一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相对薄弱和分散，国家机构又很难对“走出去”的公司可以提供面面俱到的系统性的服务。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员企业反映，他们接触了大量的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台湾的商协会，相对更具有黏性。而大陆的社团，普遍黏性不足，服务存在缺位的现象。在东南亚，曾经一段时间，中国产的摩托车因为性能好价格低，几乎占领了全部市场。但随后很多公司开始内卷，假冒伪劣产品相继出现。针对出海企业，建议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部门或鼓励行业协会建立信息服务平台，为公司可以提供海外市场、法律、技术等方面的信息和咨询服务。

  同时，支持商协会“走出去”，在当地为公司可以提供系统性服务。推动商协会民间交流，加强国内社团组织与海外华人商会的沟通与联系，发挥民间力量协助企业“走出去”。此外，还能支持“走出去”的企业举办全世界华人商会论坛。

  其三，应建立企业出海的税收及法律服务体系。在欧洲，很多出海的企业会在荷兰设立公司，再进行海外投资。荷兰是欧洲出海企业的税收结算区，对齐投资目标国与欧洲的税收。

  因此，我国可优先考虑鼓励在广东南沙、横琴以及国家其他自贸区，形成中国企业出海的总部基地、服务基地、结算基地与供应链协同基地。探索自贸区成为法律、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平台，为出海公司可以提供法律、税收、金融、人才支持，并成为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高效配置全球资源的高地。同时，探索通过税费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出海相关业务在珠海横琴和广州南沙等自贸区集聚。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对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建议有关部门争取在更多的国家自贸区推行同等优惠政策，更大发挥自贸区作用，吸引更多境内企业通过自贸区出海，将自贸区打造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投资控股和管理中心，并探索将相关优惠政策覆盖于自贸区外为出海公司可以提供业务配套的区外制造业企业。

  其四，应当加强海外宣传与海外华人的全方位互动。企业全球化的本质，不是投资与商业本身，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融合。它通过文化、资源的融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价值、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而非掠夺。商业是一种配置资源的高效率方式，通过商业，能增加国家与国家间人民的沟通与理解，增加世界的团结与稳定。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本身就是一次新的商业文明进程，它是对于中国农业社会中依附于权力的商业文化、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垄断设定的一种全新迭代。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如果缺少现代的商业文明支撑，迎合落后商业文化国家的一些非法诉求，将会给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带来商誉损失与巨大的不确定影响。不仅是中国企业要国际化，中国的宣传也必须进一步国际化，以减少对于中国落后、腐败、治安不好等误解。

  万信达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日铃建议可以向特定地区、特定用户开放TikTok使用权限，让普通民众能够最终靠TikTok自行上传展现中国壮丽河山、特色美食、民间传统文化、建设成就及安居乐业等方面的正面宣传短视频，让国际友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吸引他们来华旅游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开放更多来华签证名额，缩短签证审批周期，让更多有兴趣来华投资的商人走进来。降低外商在华投资门槛，为外商创业提供更灵活的条件。

  其五，尽快建立与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入推动数字化的经济创新发展。制定支持数字化的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政策，积极地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层次地融合。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建设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深入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支持平台企业在促进创新、增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健全数据基础制度，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报告中强调了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促进政策。这些政策旨在通过支持新型消费领域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23年，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日本人均61GDP为3.39万美元，美国人均GDP为8.04万美元。但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为26796元，日本人均消费折合人民币约为159279.9元，美国人均消费折合人民币约为452970元。从数据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人均GDP与日本人均GDP之比是37.5%，与美国人均GDP之比是15.8%，但人均消费比只有日本的16.8%、美国的5.9%。可见中国消费市场，还有巨大空间。其实，相对于出海，国内大市场的建设更重要。日本学者研究表明，30年前，日本之所以必须跟美国等签订“广场协议”，就是日本必须依靠美国为主的国际市场。而中国本身就拥有14亿人口，应该成为国际最大的消费市场。目前，国家大部分的经济政策更多是针对供给侧发力的，如技改、创新、研发以及基础设施投入等等，针对需求侧、推动国内大市场形成的政策研究与出台相对较少又暂未形成系统。

  很多社会管理的设定，让新的生产力进入不了新的市场。社会基本生活成本高，社会分配不合理，导致老百姓不敢消费，不能消费。更多的生产要素进入不了农村、乡村市场，农村市场要素不能流通，农民不能享受财产性收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都需要改革社会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因此，国家必须要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如何统筹安排企业的出海行为，建立新的国家国际化战略。进一步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与经济全球化有何异同，“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系，以及中国企业出海对全人类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